（原文發表于《快樂生活》（香港）2012年第三期，轉載略有修改）
魏鵬舉 中央财經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、北京大學文化産業研究院研究員
繼去年胡書記的七一講話後，今年兩會，“深化文化體制改革”繼續成為政府高度關注、代表深切關心的重點和熱點話題。
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，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，如何保持文化的獨立、自信與延續性，在傳承傳統的基礎上，實現文化的創新與繁榮，從而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，是我們必須嚴肅思考的命題。
在經曆了《論語》、《詩經》、諸子百家以及唐宋時代的燦爛輝煌之後，曆史悠久的中華文化，正呼喚着一場全新的涅槃和變革。
然而，今日之中國，究竟需要一場怎樣的文化創新？又該如何進行文化創新？
帶着這樣的問題，我們敲開了中央财經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、北大知名學者魏鵬舉教授的大門，與他進行一場關于文化安全與文化創新的深度訪談。
Question：公開談論“文化安全”問題，似乎并不多見？
魏鵬舉：很長一段時間以來，學術界不是很願意談論這個問題，因為一旦涉及意識形态，大家都比較謹慎。受以前觀念的影響，即使有研究，不少人還是停留在“防止滲透”的層面，更關注如何屏蔽外來強勢文化的沖擊等。
魏鵬舉：作為一位文化學者，我認為對于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來說，保持文化獨立、自信與延續性，非常重要。現在關鍵的問題是，如何實現這個目标，如果隻是簡單地進行屏蔽外來文化，或者消極對待，是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的。
Question：那您所理解的“文化安全”具體指什麼？
魏鵬舉：我更多關注的是“文化自信”和“文化身份”意義上的“文化安全”。簡單地說，就是内聚人心，外樹形象。
“文化安全”包含兩個層面，一個是文化精神層面的，主要是指對傳統文化的傳承、保護和創新，比如對文化禮俗的繼承，對曆史文物的保護和對文化遺存的創新，形成文化認同和文化自信，以此凝聚人心；一個是文化産業意義上的，不管是國内的文化市場，還是涉外的文化交易，都能形成一種充滿活力的常态化交流。
Question：你最近發表的觀點是“文化安全不能靠閉關鎖國”，基于什麼考慮？
魏鵬舉：所謂“閉關鎖國”，有兩層意思，一個是指文化意義上的不自信心态，一個指文化産業意義上的壁壘保護。中國當代文化産業發展相對稚嫩，沒有完全積累起來，适當的保護是必要的，但是這不是目的，隻是一種暫時的、過渡性的手段，如果本末倒置，把封閉作為目的，是不可能解決文化産業發展問題的。
Question：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“文化安全觀”？
魏鵬舉：我們需要建立一個自覺的、自信的文化形态，敢于融入世界，并且接納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不同的價值觀。
Question：如果說這種“文化安全”是目的，那麼當下的文化創新就是手段了，現在各級政府是文化創新的重要推手。你曾說當前一些把文化創意産業作為未來城市支柱産業的城市，對于文化創意産業的期望，要有所調整，為什麼？
魏鵬舉：文化産業的價值需要理性看待。一方面，文化産業确實能帶來效益，比如直接收益，像對文化商品的消費，但是這一部分表現的并不是很突出，并且，由于文化産品具有很強的輻射性、滲透性和帶動性，能産生許多衍生産品，比如前幾年韓國的《大長今》引發的韓流，把韓式審美推廣到美食、服飾、美容等多個領域，就是說“文化的認同度”拉大了韓國的對華出口。
另一方面，不能因此對文化産業寄予過高的期望，幻想文化能對GDP産生多大貢獻，比如不少城市現在每年都會花幾個億，乃至數十億的資金投入到文化領域，目的不是為了發展文化本身，而是期待高産出、高收益。對此，我認為這種期望不太現實，需要合理看待文化産業的價值，要理性看待文化産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，何況這種“大手筆”投入能夠持續多久，也值得思考。
魏鵬舉：文化不能搞“大躍進”，急功近利，狂飙突進，其實連到底什麼是“文化創新”都沒有搞清楚，沒有深入去研究。文化意義的創新，更多的是需要保守，保護和守成，現在一些城市的做法是拆掉真文物，重建假古董，這不是“文化創新”，而是文化損害。政府可以積極作為，但需要做的是培育市場，注意權力邊界，而不是大包大攬，直接幹預市場。
魏鵬舉：真正做強、做大我們自己的文化産品，讓更多有活力、有競争力的資本進入到文化産業領域，這才是中國“文化安全”的根本。由于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的市場權力不對稱，政府推動的扶持政策更多地落在國有資本身上，這主要體現在事業單位和享有事業單位待遇的機構，而由于國有資本天生的惰性，很容易在文化領域産生壟斷，從而遏制文化市場的活力。
Question：怎麼做才能促進文化市場的健康發展？
魏鵬舉：其實就是在扶持政策上，不分國有資本，民營資本，一視同仁。為什麼同樣都是書店，新華書店哪怕經營慘淡，照樣旱澇保收，民營書店哪怕辦得很有特色，照樣接二連三關門？另外，不如采取文化消費券的形式，由消費主導市場，而不是生産主導市場，現在一些事業單位改革，政府不但“扶上馬”，還要“送一程”，結果就是文化創新變成了“為改革買單”，反而不利于市場的培育和健康發展。
Question：您剛才也提到當代中國的文化産業發展相對稚嫩，那麼國外有沒有一些成熟的經驗教訓可資借鑒？
魏鵬舉：我認為首先需要做的是，是對我們傳統文化資源、文化傳統、文化價值的進行梳理，建立一種文化自覺。比如日本、韓國、美國等國家，雖然現代化程度很高，但是它們都始終保留了自身的“文化身份”，很多傳統和文物都得到有效地保護和傳承，我認為這是最應該學習的。
一個國家和民族需要與時俱進，但是在發展的時候一定主要保持與傳統的一緻性、穩定性，唯有如此，這個國家和民族才是自信的，健康的，有影響力的，其文化也是安全的。
Question：不僅“文化身份”，它們的文化産業也是有目共睹的，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？
魏鵬舉：以日本，像它的動漫、漫畫、電影，還有音樂，不僅國内市場很發達，在國際上的輸出也很強大，這很大程度得益于日本的文化戰略和積極的文化産業政策。比如在“文化立國”戰略上，它在經曆了“軍事立國”(以失敗告終)、“經濟立國”(比較成功)之後，開始制定了“文化立國”戰略。在文化産業政策上，就像扶持高新技術産業一樣，鼓勵研發投入，逐步發揮市場機制的主導作用。比如日本的電視台，除了保留像NHK這樣的一部分必要的公共電視台之外，其他的傳媒基本都是市場化的，這樣，既保留有公共的、不受商業幹擾的傳媒，又使整個産業的文化活力和競争力都比較強大。
魏鵬舉：在文化方面，韓國政府的作為表現得更為積極一些，它的發展比日本要晚一些，發生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，着力發展文化，專門成立了韓國文化院，每年政府都會拿出一部分資金用來補貼和扶持文化相關行業。
總的來說，政府的作為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來辦事，主要起到培育市場和彌補市場失靈的一個作用，盡力地保持不越位。比如說韓國也對電影領域有補貼，但不是補貼給具體的電影或電影企業，而是通過鼓勵風險投資的形式來扶持電影市場，企業可以申請政府的低息貸款。由于風險投資的介入，要求嚴格，電影制作的效果會更專業，更認真。這樣一來，既推動了行業的發展，又避免了政府直接幹預微觀市場，也減少了因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風險。
新京報：政府需要扶持，但是如何扶持确實是一門科學，對吧？
魏鵬舉：我一直推崇政府的無為無不為的管理模式，比如像美國這樣，實際上它并沒有專門的文化部門，但是誰會說美國的文化或意識形态不夠強大呢？某種意義上，政府是無為的，實際效果卻是整個行業和市場的活力迸發，就是無不為，繁榮、豐富、多樣。美國對文化的管理上，并沒有什麼公共文化和文化産業之分，他們主要看你所提供産品的屬性，然後有一個統一的标準來管理，比如說根據稅收标準來确定納稅、減稅或免稅，非盈利産品的部分可以免稅，盈利産品的部分需要正常納稅。再比如說，一個文化企業在弱小時，可以申請非盈利機構來運作，享受一定的稅收政策，但是盈利部分不能作為股東分紅，隻能用于企業的再生産，發展到一定程度後，也可以申請變更企業性質，那就要按盈利企業來對待，不是一種身份定終身的。
